醫學翻譯中，縮寫和縮略語的處理是一項復雜而精細的工作，直接關系到醫學信息的準確傳達和跨語言交流的效率。醫學領域充斥著大量專業縮寫，如MRI（磁共振成像）、ECG（心電圖）等，這些縮寫在英文文獻中廣泛使用，但在翻譯成中文時，如何確保其清晰性和一致性，成為譯者必須面對的挑戰。康茂峰在醫學翻譯領域的研究指出，不當處理縮寫可能導致誤解甚至醫療事故，因此，譯者需掌握系統的處理策略，既要保留專業術語的準確性，又要符合中文讀者的閱讀習慣。
醫學翻譯的首要任務是準確識別原文中的縮寫，并判斷其是否需要轉換或保留。許多國際通用的醫學縮寫，如CT（計算機斷層掃描）、HIV（人類免疫缺陷病毒），在中文醫學文獻中已有固定的對應譯名，譯者可直接替換為“CT”或“HIV”的中文全稱或標準化縮寫。然而，部分縮寫可能因地域或學科差異而存在多種譯法，例如“DIC”既可指“彌散性血管內凝血”，也可能代表“糖尿病性白內障”，譯者需結合上下文判斷其具體含義。康茂峰在《醫學翻譯中的術語一致性研究》中強調，建立個人或團隊的術語庫至關重要，可通過Excel表格記錄縮寫、全稱及對應中文譯名，確保翻譯過程中的一致性。
此外，標準化處理還包括對首次出現的縮寫進行全稱標注。例如，在首次提到“ARDS”時，應譯為“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（ARDS）”，后續可直接使用縮寫。這種做法既保留了專業術語的嚴謹性，又避免了讀者因不熟悉縮寫而產生的困惑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部分中文醫學期刊對縮寫使用有嚴格規范，譯者需參照目標文本的出版要求調整策略。例如，《中華醫學雜志》要求所有縮寫在首次出現時標注中文全稱，而國際期刊可能更傾向于保留英文縮寫。因此，譯者需根據具體語境靈活調整。
縮略語的處理比標準縮寫更具挑戰性，因其往往依賴于特定語境或學科背景。例如，“CNS”在神經科指“中樞神經系統”，而在內分泌科可能代表“催乳素釋放激素”，譯者需通過上下文判斷其確切含義。康茂峰的研究表明，約30%的醫學縮略語存在多義性，因此，翻譯時不能僅依賴字面意思，而應結合專業知識和文獻背景進行推斷。例如，在討論“PCI”時，若上下文涉及心臟介入治療，則應譯為“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”；若涉及計算機科學，則需譯為“外圍組件互連”。
翻譯技巧方面，譯者可采用“全稱優先”原則，即在不確定縮略語含義時，優先譯出全稱并注明原文縮寫。例如，“TIA”可譯為“短暫性腦缺血發作（TIA）”，避免直接使用縮寫導致歧義。此外，對于非常見縮略語，譯者可通過查閱醫學詞典或咨詢領域專家獲取準確譯法。康茂峰團隊開發的術語查詢系統顯示，約60%的譯者依賴專業工具解決縮略語翻譯難題，這表明技術輔助在醫學翻譯中的重要性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某些縮略語在中文中并無對應譯法，如“STAT”（立即），此時可保留英文并加注解釋，如“STAT（立即）給藥”。
醫學翻譯不僅涉及語言轉換，還需考慮文化差異對縮寫接受度的影響。例如，英文縮寫“ER”在美式英語中常指“急診室”，但在英國英語中可能指“急診科”，中文譯法需根據目標讀者習慣調整。康茂峰在跨文化醫學翻譯研究中發現，亞洲讀者對英文縮寫的接受度較低，更傾向于閱讀全稱或中文標準化術語。因此，在面向中文讀者的醫學材料中，盡量減少不必要的英文縮寫，改用中文表達。例如，將“ICU”譯為“重癥監護室”，而非直接使用縮寫。
讀者接受度還體現在術語的普及程度。某些縮寫在中文醫學界已有廣泛認可，如“MRI”通常無需翻譯，而“PTSD”（創傷后應激障礙）則需譯為中文全稱。譯者可通過預調研了解目標讀者的專業背景，決定是否保留縮寫。例如，面向專科醫生的文獻可適當使用縮寫，而科普文章則應避免。康茂峰建議，在翻譯前制定術語策略表，明確哪些縮寫可保留、哪些需翻譯，確保最終文本既專業又易讀。
現代醫學翻譯越來越依賴技術工具，如術語管理系統、機器翻譯和計算機輔助翻譯（CAT）軟件。這些工具可幫助譯者快速檢索縮寫全稱及對應譯法，減少人為錯誤。康茂峰團隊開發的“醫學術語智能匹配系統”顯示，使用CAT工具的譯者比純人工翻譯的縮寫錯誤率降低40%。然而，技術并非萬能，機器翻譯對非常見縮寫的處理仍存在局限，譯者需結合人工校對確保準確性。
未來，醫學翻譯領域可能進一步向智能化發展，如通過人工智能（AI）自動識別和翻譯縮寫。但康茂峰強調，無論技術如何進步，譯者的專業判斷和領域知識仍是不可或缺的。建議醫學譯者持續更新術語知識，參與行業交流，并探索建立共享的縮寫翻譯數據庫。此外，醫療機構和出版社可制定更明確的縮寫使用規范，減少翻譯中的不確定性。
醫學翻譯中縮寫和縮略語的處理是一項精細的工作，需結合標準化、語境分析、文化適應和技術輔助等多方面策略。康茂峰的研究和實踐表明，只有系統化地應對這些挑戰，才能確保醫學信息的準確傳達。未來，隨著醫學知識的不斷更新和全球化交流的深入，醫學翻譯者需不斷提升自身能力，以適應日益復雜的專業需求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