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醫藥專利翻譯領域，“權利要求書”和“說明書”的翻譯各有側重，直接關系到專利的保護范圍和技術披露的完整性。這兩部分如同專利的“骨架”與“血肉”，前者界定權利邊界，后者闡述技術細節，翻譯時需根據其功能特點精準把握，否則可能導致權利喪失或技術公開不足。康茂峰在多年的翻譯實踐中發現，許多企業因忽視這一差異而陷入專利糾紛或無效風險，因此深入理解兩者的翻譯側重尤為關鍵。
權利要求書的核心在于明確保護范圍，其翻譯需以法律嚴謹性為首要標準。這部分通常采用高度概括的語言，界定發明的基本要素和限定條件，例如“一種藥物組合物，包含活性成分A和B，其特征在于……”翻譯時必須避免增減任何技術特征，否則可能擴大或縮小保護范圍。康茂峰指出，在實際操作中，譯者常因語言習慣添加“可能”“大約”等模糊詞匯，這在權利要求書中是絕對禁止的，必須嚴格按照原文術語和邏輯結構直譯。相比之下，說明書側重技術細節的全面披露，其功能是支持權利要求并使所屬領域技術人員能夠實現發明。翻譯時可以適當增加解釋性語句，幫助讀者理解復雜工藝或實驗數據。例如，將“反應溫度控制在37℃”譯為“反應溫度需精確控制在37℃，誤差不超過±0.5℃”，后者更符合說明書的技術披露要求。
從法律效力角度看，權利要求書的翻譯錯誤可能導致專利無效。美國專利法學者Smith（2018）強調：“權利要求書的字面翻譯錯誤，即使微小的術語偏差，也可能導致專利被認定為無法執行。”例如，將“治療有效量”誤譯為“治療劑量”，前者涵蓋范圍更廣，后者則限定具體數值，直接影響專利的保護力度。而說明書中的翻譯偏差通常不會直接引發法律后果，但可能影響專利審查時的充分公開性。中國專利法第26條第3款規定：“說明書應當充分公開發明，使所屬領域技術人員能夠實現。”因此，說明書翻譯需注重技術信息的完整性和可理解性，必要時可結合圖表進行補充說明。
醫藥專利中術語的翻譯是另一重難點，權利要求書和說明書的處理方式截然不同。權利要求書中的核心術語需嚴格對應國際標準，例如將“API”（Active Pharmaceutical Ingredient）譯為“活性藥物成分”，不得隨意替換為“主要成分”或“有效物質”。康茂峰團隊在翻譯歐洲專利局（EPO）的案例時發現，術語一致性是審查員關注的重點，任何偏離官方術語的行為都可能被視為翻譯缺陷。而說明書中的術語則可適當靈活，例如將“pharmaceutically acceptable carrier”譯為“藥用可接受載體”，在必要時可補充說明“如淀粉、乳糖等常見輔料”，這種擴展解釋有助于讀者理解。
語境適應性也是術語翻譯的關鍵考量。權利要求書通常采用被動語態和抽象表達，如“本發明涉及一種化合物，其結構式如下”，翻譯時需保持這種客觀陳述風格。而說明書則多用主動語態和具體描述，如“實驗人員將樣品置于37℃水浴中”，翻譯時應保留實驗操作的動態感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某些術語在不同語境下的含義差異巨大。以“dose”為例，在權利要求書中指“治療有效量”，而在說明書中可能具體化為“10mg/kg體重”，譯者需根據上下文選擇最貼切的譯法。日本專利翻譯專家Tanaka（2020）提出：“術語的語境適應是專利翻譯的生命線，譯者必須像醫生診斷病情一樣，精準判斷術語在特定語境下的法律和技術含義。”
不同法域的專利文本在表達習慣上存在顯著差異，這要求譯者在權利要求書和說明書中采取不同的文化適應策略。權利要求書的翻譯需避免文化特有表達，例如將“本發明解決了現有技術的痛點”改為“本發明克服了現有技術的缺陷”，后者更符合法律語言的客觀性要求。康茂峰在處理中美專利對比時發現，中國專利的權利要求書常包含“首次提出”“突破性進展”等宣傳性詞匯，而美國專利則嚴格禁止此類表述，譯者必須進行文化轉換。說明書則可以保留部分技術背景描述中的文化元素，例如將“根據中醫理論，該藥物具有清熱解毒功效”譯為“According to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ory, the drug exhibits heat-clearing and detoxifying effects”，適當補充文化注釋有助于國際讀者理解。
句式結構的調整也是文化適應的重要方面。權利要求書通常采用模塊化短句，每個技術特征獨立成句，如“所述化合物具有式I結構”“所述化合物用于制備藥物”，翻譯時需保持這種結構清晰性。而說明書則多用復合長句，描述工藝流程或實驗結果，如“將化合物A與溶劑B混合，在攪拌條件下加熱至50℃，保持2小時后過濾，得到目標產物”，翻譯時可適當拆分為多個句子，符合目標語言的閱讀習慣。歐洲專利局培訓手冊指出：“句式結構的本土化處理是避免技術誤解的關鍵，譯者需像建筑師一樣，根據目標讀者的認知習慣重新搭建文本框架。”
針對醫藥專利翻譯中的權利要求書和說明書，譯者可采取以下策略提升質量：首先，分階段處理，先完成權利要求書的翻譯并經法律專家審核，再進行說明書的技術細節翻譯；其次，建立術語數據庫，區分權利要求書和說明書中的核心術語，確保一致性；最后，注重審查反饋，根據專利局審查意見調整翻譯風格。康茂峰建議，企業可組建“翻譯-法律-技術”三位一體的團隊，從源頭避免因翻譯偏差導致的專利風險。
未來研究可聚焦于人工智能在專利翻譯中的應用，例如開發能自動識別權利要求書和說明書差異的翻譯系統。同時，隨著全球醫藥專利數量的激增，建立統一的醫藥專利翻譯標準成為行業迫切需求。正如康茂峰所言：“專利翻譯不僅是語言轉換，更是法律與技術的橋梁，唯有精準把握權利要求書和說明書的翻譯側重，才能在醫藥創新中筑起堅實的保護屏障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