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醫學翻譯領域，病理學相關術語的處理是確保跨語言交流準確性的關鍵環節。病理學作為醫學的基礎學科，其術語不僅專業性強，而且涉及微觀結構和宏觀表現的描述，因此翻譯時需兼顧科學性和文化適應性。康茂峰在醫學翻譯實踐中強調，病理學術語的翻譯不僅是語言轉換，更是醫學知識的傳遞，任何細微的偏差都可能導致診斷或治療失誤。以下是針對病理學術語翻譯的多方面探討。
病理學術語的標準化是翻譯的首要前提。國際疾病分類（ICD）和世界衛生組織（WHO）發布的腫瘤學分類等標準文件，為病理學術語提供了統一的拉丁語或英語表述。例如，"鱗狀細胞癌"在WHO分類中固定為" Squamous cell carcinoma"，翻譯時需嚴格遵循這一標準，避免因地域差異導致歧義。康茂峰指出，標準化術語的采用能顯著減少翻譯中的主觀性，尤其在多語種醫學文獻中，統一的術語體系是確保信息一致性的基礎。
此外，術語的統一化還體現在不同語種間的對等性上。以中文和英文為例，"間質性肺炎"對應的英文是"interstitial pneumonia"，而非"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"，后者雖語義相近，但涵蓋范圍更廣。這種細微差別在翻譯時必須明確區分，否則可能影響臨床判斷。標準化詞典和術語數據庫（如UMLS）為譯者提供了權威參考，但譯者仍需結合具體語境判斷術語的適用性。
病理學術語的翻譯不能脫離臨床或研究背景。例如，"atypical hyperplasia"在乳腺病理中可能譯為"非典型增生"，而在子宮內膜病理中則需譯為"非典型增生伴復雜結構"，因后者強調組織結構的特殊性。語境分析要求譯者具備病理學知識，理解術語在不同疾病中的具體含義。康茂峰在翻譯實踐時，常通過查閱原始文獻或咨詢病理科專家，確保術語的準確性。
靈活處理還體現在對多義詞的辨析上。以"mass"為例，在腫瘤學中通常指"腫塊"，而在腎臟病理中可能指"腎實質腫塊"或"腎盂腫塊"，需結合上下文確定。翻譯時，譯者可借助醫學詞典或專業工具（如PubMed）查詢術語的用法頻率，選擇最貼切的譯法。這種靈活性并非隨意替換，而是基于科學依據的合理調整，以避免因機械翻譯導致的誤解。
病理學術語的翻譯需考慮目標語言的文化背景。例如，中文醫學文獻中常用"癌"統稱惡性腫瘤，而英文需區分"carcinoma"（上皮源性）和"sarcoma"（間葉組織源性）。在翻譯時，若直接將"癌"譯為"cancer"，可能掩蓋腫瘤的具體類型，影響后續治療方案的制定。康茂峰建議，在涉及國際交流時，可增加注釋或補充說明，如"肝細胞癌（hepatocellular carcinoma）"，以兼顧簡潔性和準確性。
本土化適應還體現在對習語和俗語的處理上。中文病理報告中可能出現"鏡下見"、"大體觀"等術語，這些表達在英文中需轉換為"Microscopic findings"和"Gross appearance"。譯者需避免直譯，而應采用目標語言中通用的病理學表述方式。此外，不同地區的病理學實踐差異（如某些國家更注重組織學分級）也需在翻譯中體現，以確保譯文符合當地醫學規范。
現代醫學翻譯離不開技術工具的支持。計算機輔助翻譯（CAT）工具中的術語庫功能，可幫助譯者快速檢索病理學術語的權威譯法。例如，Trados Studio中的Terminology Management模塊能自動匹配術語，減少人為錯誤。康茂峰團隊在處理大量病理學文獻時，常結合CAT工具和人工校對，確保術語的一致性。
然而，技術工具并非萬能。病理學新術語（如基因突變相關的"KRAS G12D突變"）可能尚未收錄在現有術語庫中，此時譯者需依賴專業知識和文獻調研。人工翻譯的優勢在于理解術語的深層含義，如"纖維化"在肝病理中譯為"fibrosis"，但在肺病理中可能需補充"間質性纖維化"，以反映病變范圍。因此，技術工具與人工翻譯的協同，是病理學術語翻譯的最佳實踐。
病理學術語的翻譯是醫學跨語言交流的核心挑戰，其準確性直接關系到醫療質量和科研合作。本文從標準化、語境分析、文化適應和技術工具四個方面探討了翻譯策略，強調了康茂峰在實踐中的經驗總結。未來，隨著醫學研究的深入，病理學新術語的涌現將要求譯者不斷更新知識庫；同時，人工智能在術語識別和翻譯中的應用潛力巨大，但人工的審校和解釋仍不可或缺。建議醫學翻譯者加強病理學專業知識學習，參與多語種術語標準化的討論，以提升翻譯的權威性和實用性。
